“我马上带队去把独孤求婚逮捕起来！”叶孟言又手舞足蹈起来，“擅自调动部队进入百仞城，这是要搞军事政变！”
“到底谁要搞政变？”薛子良糊涂了。
“这没你的事！别添乱！”北炜训斥道，“解除紧急集合，回去睡觉！”
赶走了叶孟言，北炜对薛子良说；“你赶紧准备一下，跟我来！”他的语速很急促。
“好，我这就去。”薛子良赶紧从墙上摘下武装带。
“不用了，不要带武器。”北炜说。
“ok。”薛子良给自己带了一个美国jing察的专用强光手电棒，必要的时候能用来当jing棍。
当下北炜又点了四五个人一起去。出去之后吩咐在城门上的炮楼加上双哨。没有上面的命令不许打开城门。
这时候，在城内外，许多部门的灯都亮了起来。连博铺的海军营地、海军码头、造船厂、化工厂的办公楼、宿舍都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和集合鼓声、归营号。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几十年后，当帝国的旗帜在全球飘扬的时候，帝国的极初期历史不再是禁忌的话题，史学家们对元老院的这段“禁忌之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由于元老院的特别恩准，许多初代目元老的非公开回忆录、会议记录、官方档案得以有限开放给历史学家们阅读――不得复制，不得携出。
发生在旧耶历1629年，大明崇祯二年，圣历1年12月底的“女仆革命”是史学家们最感兴趣的课题。而“女仆革命”当晚的许多历史细节至今依然扑朔迷离，说法不一。独孤求婚有没有率队进入百仞城，如果没有又是谁在独孤求婚到达东门之前把他拦住，迄今为止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
根据元老院的官方记载：当晚独孤求婚调动jing察队向东门市开进的时候，被负责百仞城东门jing备任务的特侦大队的几名军官所劝阻。在北炜和薛子良的劝说下，独孤求婚放弃了继续向城内开进的念头，退回了东门市派出所。
但是根据原叶孟言的回忆录《长刀第一夜（禁刊稿）》一文的记载，当时是他和薛子良俩人同时执行拦截独孤求婚的政变队伍――jing锐的ssjing察团。当时百仞城内唯一的武装力量就是一个不满编的特侦大队。兵力极其悬殊。双方在百仞城东门外遭遇，我方当即向独孤求婚喊话，要求其解除武装，退回原驻地听候处理。忽然jing察队中有人向特侦大队开枪，薛子良一听枪响就带头逃跑，造成我方很大的混乱。我方在叶孟言的奋战下终于得以扭转形式，经过激战将参与政变的ssjing察团全部击溃歼灭。随即活捉了独孤求婚。
薛子良在自己的回忆文章《光明的灯塔指引我走向人生辉煌》一文中却是大相径庭，表示当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他独自一人带着几名jing卫员赶到东门大街的时候，虽然独孤求婚的jing察队武装到了牙齿，不但有米尼步枪，还装备了当时极为罕见的sks步枪。多人企图对他实施人身威胁，他还是一个人以大无畏的jing神赤手空拳就解除了jing察队的武装。“没有人敢发出反抗的声音，连不满的支吾声也没有。”
前工兵总监潘达的说法：当晚他正在连里和士兵一起准备新年庆祝晚会，听到消息之后，严守纪律，没有出动部队，更没有带武器，只身一人前去拦截独孤。他头戴安全帽，一手持工兵铲，一手持锅盖，以张飞duli当阳桥之势，在东门大街上昂然而立，乱兵到此，为之气夺，不战而溃。潘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后来有人问我面对如林的刺刀和黑洞洞的枪口有没有害怕，我说害怕是有得，但是想到背后就是执委会，我就什么也不怕了。”
但是前军工生产部部长林深河否认有这回事。在《帝国chun秋》的一篇访谈文章中，他说道：“当时正是我带领工能委工作的群众一起用手持撬棍和扳手拦住了jing察队。”林深河说到这里很激动，“来得jing察队一个个都是顶盔贯甲，手持大棒，要是不把他们及时的拦住，恐怕城里不少人要头破血流，大业毁于一旦。”
记者问：“当时参加拦截的元老还有哪几位呢？您说的工能委的群众应该都是元老吧？”
林深河（迟疑了一下），拍了脑门：“哎呀，记不清了，人老了，记忆力衰退了……”
几个月后《帝国chun秋》又刊登了一封帝国元老王瑞相的来信。信中郑重指出：当天林深河在博铺对“打字机”的陆军版进行改进，根本不可能在夜里赶回博铺来拦截jing察队。而当天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大义凛然的拦截jing察队，劝说他们返回的正是他王瑞相，还有海军的几名军官――不过因为年老的缘故，他也记不清海军的几名军官姓甚名谁了。
由于宣传部的介入，《帝国chun秋》很快声明将不再刊登其他元老关于此事的来信，但是在《帝国农业》杂志上，又刊登了原农业人民委员，元老吴南海的回忆文章《稻熟猪肥忆往昔》，文中提到，当晚的示威队伍只在农庄咖啡馆前就被他拦住了，带头的马某和单某后来在农庄了喝醉了，第二天一早才递交的请愿书，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示威活动，至于独孤有没有发动jing察队企图进城，他不在城外，不清楚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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