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保是为了大明好，这口铁箱真的派不得，就是地方有司配合，那也不行，因为光是诬告就顶不住。
而且地方有司一定不配合，或者把这口铁箱变成斗争的工具。
皇宫和通和宫就有类似的铁箱，里面最多的就是诬告，宫里好办，宫里是皇帝的家，在家里捕风捉影吊起来打，就解决问题了，可是放眼天下，就是胡闹了。
其实范远山清楚地知道危害，他就认为既然斗，就狠狠的斗，放到明面上斗，把这青天大老爷的皮拔了，让百姓好好瞧瞧，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光在顺天府放几百个也不行？”朱翊钧认真思索，询问冯保的意见。
“陛下，总不能什么都查吧，万一真的查出点什么来，怎么办？”冯保回答了陛下的问题。
政治要有弹性，就像稽税院稽税，也可以通过有价票证的税票进行讨价还价一样，政治一旦失去弹性，就会直接兵戎相见，这非常要命。
京师更不能放。
“行吧。”朱翊钧没有纠结，但没有恩准陆光祖的奏疏，范远山这尊大神是他自己请的，再难，这条路他也要走下去。
这个政策不合适，是不适合当下大明，不代表以后不适合中国。
万历维新的核心逻辑，还是苦一苦夷人，让肉食者们吃肉，穷民苦力们喝口汤，求的是一个最大共识，这也是鼎革，统治阶级为求自救的自我革新，是在旧的基础和框架上修修补补，这也是阶级论不适合大明的根本原因。
如果维新的核心动能，只能来源于大明本身，那就需要发动万民了。
路线不同，政策就不同，阶级论自然就成为了一个被人嫌弃的学说。
范远山的办法虽然不能用，但范远山讲，天不授人以权，地不假人以利，莫非人予人也，这个观点还是很有用的。
权利和义务，这两个概念，是从公私论中延伸出来的，人的权利并非天授予，而是人授予。
当这个概念一出，很多事情，都变得一目了然了起来，比如朝廷为何要收税、开海为何要和泰西红毛番一样奴隶土着、大明为何要如此苛责倭国等等，都有了结果。
天赋人权，从来都是一个宗教概念、幻想，而人赋人权，才是这个世界的根本逻辑。
当然，有些忠诚派，可以将其解读为：大明万民当下所享受的，万历维新带来的所有好处，都是皇帝用自己的名声换来的，所有残暴不仁的恶名，尽归皇帝一人，都是陛下这个人，赋予万民这些人权与利。
“高宗伯最近的话，越来越直白了，也不知道对他是好是坏。”朱翊钧拿起了另外一本奏疏。
这本奏疏是科道言官弹劾高启愚失仪，最近几次廷议，高启愚的话，越来越直接，这让朝中一些喜欢含蓄的士大夫不喜，弹劾自然接踵而来。
怎么能把话直接说出来呢？
面对弹劾高启愚也上了一本陈情疏，他讲了两个理由，回答了科道言官的质询，既然不是诬告，高启愚自然要明确给出答案。
高启愚是个进士，是个士大夫，他自然有涵养的功夫在身，但他抛弃了所有的涵养，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活跃在大明的舞台中心。
如此直白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高启愚认为，大明不够高效，诚然和过去相比，在考成法和吏举法两条皮鞭之下，大明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效在运转，但远远不够。
含蓄，故意不把话说透、说明，影响了朝廷的高效运作。
在这种普遍含蓄之下，上级的命令无法有效下达，下级需要仔细揣摩上峰的话外之意，大明官吏把精力都浪费到内耗上去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要改变就要从文华殿上开始改变，文华殿不改变，大明官场就很难做出改变；
其次，高启愚认为，他作为礼部尚书，还作为一名独臣，就要讲别人不敢讲的话，过于和光同尘，那他高启愚就不是那个独臣了，这是他选择的路，他只能这么做下去。
路上的所有艰难险阻，不过都是些许风霜。
这两个答案，一个是给臣子的，一个是给皇帝的，但都是一个意思，他不会改变自己这种风格，并且会更加直白。
“冯大伴，你觉得呢？”朱翊钧问起了冯保这个内相对高启愚的看法。
“高宗伯是有恭顺之心的。”冯保斟酌了下，回答了这个问题，陛下屡次在高启愚单刀直入的时候，选择敲钟，不是厌恶，而是保护。
冯保太了解陛下了，陛下喜欢高启愚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也希望大明官场可以更加高效一些。
“冯大伴，净挑朕喜欢听的话说。”朱翊钧斜着眼看了眼冯保，朱批了面前的两本奏疏，无论是弹劾还是高启愚的陈情疏，批复都是一样的：朕知道了。
“臣就是干这个的。”冯保乐呵呵的回答道，皇帝不喜欢听的话，冯保他真说了，皇帝又不高兴，还不如不说。
张居正的内部清党有了一个初步结果，并且详细的写了一本奏疏，呈送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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