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道言官展现了自己的灵活性，绝大多数的科道言官，都不是骨鲠正臣，他们会权衡利弊，会思考得失，会犹豫不决，而不是像沈鲤那样，连上四封奏疏反对。
科臣第一次展现灵活性是明明是事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实，但缺乏记载，缺少文书，情况不明，没有足够证据，生怕陷入诬告反坐的窘境之中，不敢顶上去，而是去寻找那个抄书抄漏的人。
第二次就是叶向高了，弹劾叶向高，把叶向高劾倒了，就要有人去顶替叶向高去吉林，这年头，去吉林开拓，和流放没有区别了。
沈鲤就不够灵活，不对的时候，他就会说，会反对，而不是权衡利弊得失。
从谭纶病故至今，每一位重臣离世，朝臣们明知道皇帝会力保这些重臣的身后名，但他们还是会试。
试探皇帝的反应，试探风力舆论，之所以要试探，是因为利益实在是太大了，只要能把这些大臣们变成恶人，那么正义的一方，就可以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继承遗产了。
比如徐阶扳倒了严嵩后，就要通过搞胡宗宪的方式，把严嵩彻底定为奸臣，然后把严嵩的严党、门生故吏、掌控的政治、经济资源，全都弄到自己的手里。
至于徐阶和严嵩到底谁更加奸，对江山社稷的危害更大，在政斗里，反而不那么重要。
朱翊钧个人认为，徐阶比严嵩更奸，严嵩作为首辅，东南平倭、西北拒虏，虽然百般困难，但还勉强维持住了局面，甚至东南平倭以大明胜利而告终。
徐阶做了首辅，除了贪银子，搞争斗，就没干别的。
但这种试探，其实不多，科臣们又不是蠢，他们相当清楚有些大臣，只能阴阳怪气，有些大臣，可以彻底搞臭。
比如王崇古这个奸臣，他一死，就失去了所有的利用价值，朝臣们对王崇古的攻讦，就不会有危险，因为王崇古犯下的是僭越之罪。
皇帝不方便也不能出面过分回护，所以只好让匠人下山。
比如凌云翼这个杀星，他犯下了杀戮和破坏秩序的罪孽，善战者服上刑，尤其是掀了兖州孔府，更是对秩序的一种挑战。
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斗争，在皇帝的允许范围之内。
谥号确定，凌云翼安葬在了金山陵园，这件事就彻底的画上了休止符。
科道言官们斗来斗去，发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那就是他们这一切的斗争，都是围绕着次要矛盾在进行，次要矛盾就是成功，其实也是片面。
主要矛盾是金山陵园，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去解决。
大明朝的政治斗争被陛下彻底框在了一个范围之内，斗争时间只有七天，因为一旦过了头七，下葬金山陵园，都不能擅动了；斗争的范围，止于争论功劳大小，谥号规格，而非彻底否定；斗争烈度彻底下降到了一种将近温和的地步。
贱儒最擅长的那套彻底、完全、全面否定，彻底搞不了，因为金山陵园，挖不得。
人一旦下葬到金山陵园，就成为了万历维新推运功臣、就成了照亮来路的火炬、就成了撑起中国的脊梁。
任何人想把斗争的烈度扩大到挖坟掘墓的地步，面对金山陵园，都得退让，因为一旦想要去挖坟掘墓，就要面对所有大臣们的围攻，大臣们也想死后极尽哀荣，埋进金山陵园，就是他们的共同追求。
连冯保这个宦官，都希望自己可以超规格的下葬到金山陵园，他想的都要想疯了，自己又不敢制造事端，只能希望那些野心勃勃之辈争口气、有勇气。
也就是皇帝当年下令营造的金山陵园、英烈祠，已经成为了秩序的一部分，形成了事实上属于推运功臣的‘皇陵’。
科臣们发现主要矛盾后，发现金山陵园的营造，是从万历五年开始的。
到这时，科道言官们，对皇帝的深谋远虑、大公无私就只剩下佩服了。
金山陵园营造的时候，大明的财税还不是现在这样数千万银，那时候，皇帝要面对一个选择，是修金山陵园，还是把当年因为财用大亏不能妥善修缮的先帝皇陵，再修一下。
万历五年，金山陵园、英烈祠皇帝给了一百二十万银营造，每年还要投入数万银维护，而先帝皇陵，陛下象征性的给了十万银，就再没管过了。
这是深谋远虑、这是大公无私，这再次佐证了张居正总是在强调的，术不如道，术练的再好，也斗不过大道之行的人。
三月二日，朱翊钧前往了北土城，举行了春阅，次日，大明皇帝准备起驾前往松江府，去年的那场大病，没能阻拦皇帝继续如此两地奔波。
在临行前，朱翊钧特意召见了申时行、高启愚，叮嘱了一番离京后的诸多事项。
“申首辅，你要自己的性格改改，怎么可能面面俱到，人人都好呢？”朱翊钧又劝了劝申时行，端水可以，一直面面俱到，最后委屈的是自己，很容易搞得里外不是人。
申时行帮助太子遮掩了下，皇帝重病，他立刻就成了谋害圣驾的奸臣，皇帝真的走了，申时行怕是要被京营一起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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