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慕尼黑大学艺术史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东方古典主义的静态美学研究——以日本能剧和茶道为例》。
“原来根子在这儿。”张红旗看着资料，心里有了底。
这个人不是被收买了，而是他的知识结构和审美体系，决定了他天生就欣赏不了《红高粱》这种充满动态和爆发力的东西。
要说服他，比登天还难。
但张红旗也没打算去说服他。
一个评委会有七八个人，搞不定一个，那就去搞定其他的。
他又让傅奇去查另外几个关键评委的资料。
很快，一个名字进入了他的视线。
伊莎贝尔，西班牙着名女导演，也是评委会里唯一一位重要的女性评委。
她的电影，以大胆的色彩运用、关注女性困境和充满激情而闻名。
她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个色彩主义电影的狂热倡导者。
“找到了。”
张红旗的手指，在伊莎贝尔的名字上，轻轻敲了敲。
这就是他们的突破口。
下午，一场“非正式”的下午茶会，在卡尔顿酒店一个僻静的小花园里举行。
没有媒体，没有闪光灯。
张红旗通过一个法国文化界的朋友，只邀请了伊莎贝尔和另外两三位在戛纳很有影响力的女性影评人。
茶会上，张红旗绝口不提电影，不谈艺术，甚至不谈《红高粱》。
他把主场，完全交给了巩皇。
在李健群的精心设计下，巩皇没有穿任何华丽的礼服。
她就穿了一身很简单的质地很好的米白色棉麻套装，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脸上几乎没有化妆。
她整个人，看起来干净、素雅，但又透着一股子压不住的英气。
她就坐在那里，用她那还带着山东口音的不那么流利的英语，给那几位欧洲女性，讲故事。
她讲的不是剧本里的故事。
是她为了准备这个角色，在山东高密农村体验生活时，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那些农村妇女的故事。
她讲一个叫“二嫚”的女人，丈夫死了，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回家纺棉花，硬是靠着一双手，把三个孩子都供上了学。
她讲一个叫“巧珍”的姑娘，为了反抗父母安排的婚事，一个人跑到青岛的纺织厂打工，每个月给家里寄钱，她说“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
她讲那些女人们，怎么在贫瘠的土地上，笑着，骂着，哭着，用最泼辣，最坚韧的方式，活下去，把自己的血脉，一代代传下去。
她的讲述，没有技巧，全是真情实感。
伊莎贝尔和那几位女评委，听得入了神。
她们从巩皇的讲述里，听到了国界和语言都无法阻挡的属于女性的共同的生命力量。
她们看着眼前这个高大的未经雕琢的像一棵白杨树一样的中国女演员，眼神里充满了欣赏和感动。
就在这时，张红旗才恰到好处地轻声补充了一句。
“伊莎贝尔女士，我们电影里的那片红色，其实不是高粱的颜色。”
“那是她们的血，是她们的生命，是她们燃烧自己的光和热。”
伊...贝尔的身体，微微一震。
她看向张红旗，眼神里多了一丝深意。
她明白了。
当天晚上，Kurosawa Kenji的电影《静寂之刃》举行了盛大的首映礼。
影片确实拍得非常精致，画面构图无可挑剔，充满了日本古典主义的美感。
放映结束后，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克劳斯等传统派评委，在接受采访时，毫不掩饰对这部电影的赞美，称其为“真正的大师之作”。
一时间，《静寂之刃》成了金棕榈的头号热门。
面对对手的强势，张红旗这边，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举动。
他没有去跟人争论什么美学高下，而是通过一个相熟的法新社记者，对外“泄露”了一个消息。
“《红高粱》剧组，为了追求最真实的红色，在中国山东，花费数百万美元，开辟了上千亩高粱地专门为电影种植高粱。”
这个新闻点，太他妈劲爆了！
为了一个背景，去种一千亩地？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财力？
这个“为艺术不计成本”的疯狂举动，瞬间引爆了媒体！
所有人的关注点，立刻从“东方美学之争”，转移到了“中国剧组的惊人壮举”上。
无数记者开始疯狂地想要采访张红旗和张谋子，探究这背后的故事。
张红旗成功地用一个更具话题性的事件，转移了舆论焦点。
他把一场关于艺术的辩论，变成了一场关于实力的展示。
你们有禅意，有留白。
老子有地！有高粱！有钱！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然而，就在《红高粱》正式放映的前一天晚上，意外发生了。
张谋子下榻的酒店房间，被人撬了。
丢失的不是钱，不是护照。
而是他从不离身的一个黑色的帆布包。
包里，装着他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的最终版剪辑手稿，和一份以防万一的电影备用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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