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底，香港，君悦酒店。
日本索尼公司包下了整个宴会厅，灯火通明，衣香鬓影。
一场盛大的产品发布会，正在这里举行。
舞台正中，一台黑色的，方方正正的机器，在聚光灯下反射着光。
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日本高管，拿着话筒，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向台下数百名记者和经销商，介绍着他们的划时代产品。
LaserDisc，镭射影碟机，简称LD。
“我们将电影院，真正搬回家里。”
他身后的巨大屏幕上，打出了这句宣传语。
紧接着，屏幕上开始播放演示片。画质确实比录像带清晰太多，声音也更加饱满。
台下的富商名流们，发出一阵阵赞叹。
张红旗坐在后排的角落里，面无表情地看着。
他身边坐着傅奇。
发布会的高潮，是公布价格。
LD播放机，建议零售价，八千港币。
一张LD影碟，根据新旧和热门程度，售价在三百到五百港币之间。
台下一片哗然。
这个价格，对于普通香港市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一部机器，顶得上一个普通工人快一年的工资。
但对于在场的有钱人来说，这恰恰是身份的象征。
发布会还没结束，现场的订单就签出去上百台。
会后，索尼的高管被记者们团团围住。
“索尼强大的品牌，加上这种震撼的视听效果，LD一定会成为未来家庭娱乐的最高标准。”
“录像带的时代，结束了。”
第二天，香港的报纸，财经版和娱乐版，都在吹捧这种昂贵的“新玩具”。
部分媒体甚至断言，LD是高品质生活的象征，将彻底取代粗糙的录像带，成为家庭影院的唯一选择。
一股消费主义的狂热，在香港的上流社会迅速蔓延。
拥有LD，成了一种新的炫耀资本。
张红旗没管这些。
发布会一结束，他就让麦佳佳搞来了一台样机和几张碟片。
际华亚洲影业的会议室里。
张红旗手里拿着一张LD碟片，那东西像个黑色的塑料大铁盘子，又重又大。
他把碟片放进机器，笨重的托盘收了回去，机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播放的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他快进，快退，操作有些延迟。
他看了一眼碟片包装盒上的说明。
“单面只能放六十多分钟。”张红旗把碟片扔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
“一部电影要看两面，中间还得手动翻面。这玩意儿，也叫进步？”
“而且，只能放，不能录。”
傅奇拿起那张碟片，掂了掂：“价格太贵，普通人用不起。体积太大，不方便存放。操作也麻烦。”
“这是有钱人的玩具。”张红旗下了结论，“精英的玩具，注定普及不了。”
“但他们的野心不小。”傅奇说。
张红旗点了点头。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
“他们不是在卖机器，他们是在抢占客厅。他们想通过硬件，来控制未来的音像内容发行。院线只能控制一个城市的观众，这东西，想控制每一个家庭。”
“这是比院线更可怕的文化入侵。以后我们拍的电影，想发行碟片，就得看他们的脸色，用他们的格式，给他们交过路费。”
傅奇的脸色沉了下来。
“红旗，你想怎么做？”
“他们用铁盘子，我们就用塑料片。他们卖八千，我们就卖两千。他们想搞垄断，我们就把市场打烂。”
张红旗转过身。
“傅老，香港这边，要麻烦您继续坐镇。我得马上回一趟京城。”
第二天，张红旗飞抵北京。
他没有回家，直接去了文化部，找到了李建国的办公室。
李建国听完张红旗从香港带回来的情报，还有那台VCD样机和索尼LD的对比分析，久久没有说话。
他亲自操作了一下那台简陋的VCD样机，又拿起那张又大又重的LD碟片。
对比太明显了。
“红旗，你的意思是，日本人想用这个LD，垄断我们的家庭音像市场？”李建国问。
“不光是日本，还有欧洲的飞利浦，美国的先锋。他们是一个利益集团。”张红旗说，“LD只是第一步。他们真正的杀招，是技术标准和专利壁垒。以后谁想做播放机，就得给他们交专利费。谁想发行内容，就得用他们的格式。他们想让谁的电影上，谁的电影就能上。他们不点头，我们的东西就进不了老百姓的家。”
李建国把茶杯重重放在桌上。
“你想怎么干？”
“我不要国家一分钱。”张红旗说，“我请求部里牵个头，以‘发展国家重点电子项目’的名义，给我开个绿灯。”
“要人还是要政策？”
“都要。”张红旗毫不客气，“我需要部里出面，帮我整合国内几家最顶尖的电子研究所，还有几所大学里的光电实验室。我要他们的人，他们的技术储备。政策上，我要一路绿灯，特事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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