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吴阿蒙。
告别上党的古街灯火，我的旅途继续北行，进入山西文化与经济交织最深的腹地——晋中。
这一站，对我而言，是一场“跨门槛”的体验。
晋中，不只是一座城市，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家门”。从平遥到榆次，从太谷到祁县，一座座高墙深院像时间之井，将清末民初的繁华家族，一一沉入黄土。这里曾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票号与商帮，这里也孕育了最讲“义利合一”的晋商文化。
晋中人不炫富，却以“义”为商本；不轻言，却重承诺；他们用一砖一瓦、一字一言，把“仁义买卖”这四个字写进一座座宅院深处，也写进我此刻正翻阅的《地球交响曲》。
我走入晋中，不只是行走在地图上，更像是叩响一个久闭的老家门。门里，是金银账册、商道仁义，也是一碗饭、一句老话、一句代代流传的诺言。
一、平遥古城：一城墙内的世界秩序
我第一站，是平遥。
城墙之内，是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城，四方街巷、青砖铺路、宅门林立。我走进的是时间，而非景点。
清晨，我走在城隍庙前，空无一人。城门尚未开放，一位老人推着独轮车从西巷口穿过。他停下车，朝我点头，像是对一个远客的认认真真问候。
我问他：“你每天都来？”
他说：“老城不动，人就不能懒。”
我登上城墙，望见一排排灰瓦屋顶，像一页页摊开的账本，写满岁月盈亏。
在日升昌票号旧址前，我看到两名中学生正背诵“进则利人、退不害人”八字规训。讲解员是他们的历史老师，语气沉稳，眼中带着敬意。
“你知道什么是票号吗？”他转头问我。
“是银行前身。”
“不，是信任的前身。”他答。
我写下：
“晋中的墙，不是隔绝，
是信义之城的信任边界；
她的街，不为游人设，
是时光对一代商人的执笔不忘。”
二、乔家大院：门槛之后的家教与权衡
第二天，我来到了祁县的乔家大院。
门楼高耸，格局严整，六进六出，院深墙厚。不是为了夸富，而是为了藏身；不是防贼，而是约己。
我在主院中厅坐下，一位年长导览员正带团讲解。他说：“乔致庸少年丧父，兄终弟及；后来做生意，从不欺行霸市。最重一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问他：“在如今，这样的家风还流传吗？”
他点头：“是的，但它不是条规，它是习惯。我们这儿小孩学会识数前，先学的是怎么‘让一步’。”
他带我去看一块门槛，上书“居正”。他说：“进门先矮身，是为不忘本。”
我写下：
“晋中的院，不炫耀，
是以收敛成就厚重；
她的门，不只为进出，
是家风、门道、身段的边界。”
三、太谷书声：一页页账本之外的天人古义
我从乔家出发，骑行至太谷县。
这是清代晋中最富之地，“太谷三多”——书院多、义田多、善举多。这里出商人，也出读书人；既讲财，也讲理。
我在一间旧书院门前停下，门额斑驳，石狮冷峻，一位老人在院中扫地。他是附近小学退休教师，主动开门带我入内参观。
书院中没有讲堂，只有桌凳与一墙书画。他说：“我们这儿讲商而不弃学。古时候太谷商帮出门带账本，也带论语。”
我问：“讲义还能挣钱？”
他望着我，笑道：“正因为讲义，才真能‘长久’。”
我看见一块石碑，上书“人惟诚可久”。
我写下：
“晋中的学，不是象牙塔里孤芳自赏，
是市场上历经千番之后的自证；
她的理，不止于纸上文章，
更在每一笔账后头的人心里。”
四、榆次老城：墙角烟火里的柴米哲学
我北行至榆次。
与平遥的“整”不同，榆次的老城更“散”，街巷多变、口音纷杂。城门不高，但拐角皆有生意。锅头热气中、院落柴垛旁，是另一种“平实”的晋中气质。
我在一户做豆腐的小作坊歇脚，夫妻俩忙着打浆、点卤、压模。孩子在院中写作业，狗在门口晒太阳。
我问男主人：“做这行多少年了？”
“三十年，做着吃，做着过。”
“累吗？”
“不累。锅是热的，人心就是软的。”
我买了一块热豆腐，坐在他家门口吃。女主人说：“老话讲，‘吃豆腐嘴软’，不是说便宜，而是要学会说好话。”
我写下：
“晋中的人，不急功近利，
是热锅下炼出来的温情与分寸；
她的街，不喧嚣，
但人说的话，事做得稳，锅灶响得亮。”
五、榆次文庙：庙宇回廊间的儒风余韵
最后一站，我在榆次文庙闭馆前走入。
庙宇修复得极好，殿堂肃穆，朱柱斑驳。站在大成殿前，我默默端详孔子像，思索这一座座大院背后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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