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会后的第一天，国内所有主流媒体都发了消息。
《人民日报》头版，一行大字格外醒目：“从‘争气芯’到‘麒麟’——中国芯片二十年征程”。文章从1975年讲起，讲到那间废弃的化学实验室，讲到酒精灯和镊子，讲到手工雕刻出的第一块芯片。二十年，几代人，终于让中国有了自己的“芯”。
《科技日报》用了四个整版做专题报道。记者采访了好几位参与过“争气芯”项目的老专家。一位住在西城老旧小区的老人接到电话时正在阳台浇花，他放下喷壶，沉默了很久，说：“当年搞‘争气芯’，我们在废弃的化学实验室里，用酒精灯、用镊子、用土办法，硬是刻出了第一块芯片。那时候谁能想到，二十年后，我们的芯片能跑得比Intel还快？”
另一位老工程师已经七十三岁了，腿脚不便，但他坚持让儿子送他到报社。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个小盒子。打开盒子，是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封装已经发黄了，但字迹还清晰可见：“争气芯-甲型，1975”。
“这是当年我留的样品。”老人的手有些抖，“本来想带进棺材里的。现在交给你们，做个见证。”
第二天，这张照片登在《科技日报》头版。
国外的反应比预想的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芯片二十年：从追赶者到竞争者”，详细梳理了中国半导体发展的脉络。《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中国芯片的崛起不是偶然”，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是“从专用芯片到通用处理器，从军用走向民用”的扎实路径。
《朝日新闻》的记者专程飞到北京，要求采访秦念。秦念没空，让吴思远接待。记者临走时感叹：“中国芯，不容易。”
那几天，“星火”研究院的电话几乎没断过。有高校打来的，问能不能合作培养研究生；有地方政府的，问能不能去他们那里建生产基地；还有普通老百姓打来的，就说一句话：“你们给中国人争气了。”
秦念让林远把所有来电都记下来，分类整理。她对林远说：“这些电话说明一件事——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就等着有人把它点着。”
但喧嚣总会过去。
发布会后第三周，秦念把王磊叫到办公室。
王磊推门进来的时候，眼圈发黑，手里拿着一份没吃完的烧饼。他的桌上有厚厚一摞信函和传真，都是发布会后收到的——有合作意向书，有采购询价单，也有质疑和刁难。
“软件联盟的事，卡在哪了？”秦念问。
王磊把烧饼放在桌上，叹了口气：“金山那边说可以合作，但他们的人不够。用友更直接——问咱们‘麒麟’能卖多少台，少于十万台他们不干。”
“十万台……”
“对。咱们现在的产能，一年也就五万。”
秦念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北京还是冬天，光秃秃的树枝在风里晃。她想起发布会那天台下的掌声，想起周教授说“这个是真的”，想起老专家那句“你们不容易”。那些都是真的，但现实是另一回事——一个没有软件生态的芯片，就像一台没有油的发动机。
“那就先做能做的，”她说，“操作系统不能等。哪怕只有一千台机器，也要让它们跑起来。”
王磊点点头，拿起烧饼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忽然停住了：“秦总师，还有一件事。前几天有个厂商找我，说想用‘麒麟’做嵌入式系统，用在工业控制上。他们不需要Windows，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实时操作系统。”
秦念的眼睛亮了一下：“这个思路对。不一定要和Windows正面竞争。先把能做的市场做起来，一步步来。”
王磊在笔记本上记下来。
秦念看着他，忽然说：“还有一件事。你手头的工作，要开始交一部分给吴思远。”
王磊愣住了，烧饼差点掉桌上。
“您要调我去哪儿？”
秦念没回答，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资料，推到他面前。
王磊低头看了一眼。封面上印着一个他完全陌生的词：量子通信。
“这……是什么？”
“下一个战场。”秦念说，“信息安全。比芯片更重要。”
王磊翻了翻。全是英文论文、德文报告、日文专利。那些术语他一个都不认识——量子态、纠缠光子、密钥分发、单光子探测器。他抬起头：“我一个搞芯片的，去做这个？”
“你不是搞芯片的，”秦念说，“你是搞‘从零开始’的。1975年‘争气芯’是从零开始，1991年‘天权’是从零开始，‘麒麟’也是。现在，再来一次。”
王磊没说话，低头看着那叠资料。他的手指在纸页上无意识地摩挲着，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过了很久，他说：“林远跟我一起去？”
“对。他比你还不懂。但他能学。你也能。”
王磊把资料抱起来，站起身。他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秦总师，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问。”
“您什么时候开始想这件事的？”
秦念没有回答。她望向窗外，目光穿过北京灰蒙蒙的天空，落在很远的地方。她没有告诉王磊，这件事她想了整整两年——从“麒麟”流片成功的那天起，她就在想一个问题：芯片再强，如果通信链路不安全，一切等于零。
王磊没再问，推门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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