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
归化城北庭都护府正堂内，炭火烧得正旺。尽管窗外寒风呼啸，积雪没膝，但这座融合汉蒙建筑风格的大堂里却温暖如春。正中央悬挂着巨幅《漠南漠北舆图》，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着各部牧地、驿站、边市和驻军营地，朱笔勾画的边界线如蛛网般覆盖了整个草原。
长条会议桌旁坐满了人。
主位空着——那是留给越国公张世杰的，虽然他此刻远在北京。左侧首位坐着北庭都护、镇北侯李定国，一身麒麟补服，面容比半年前更加黝黑粗糙，那是草原风沙留下的印记。右侧首位是都护府长史、原户部郎中周延儒，手捧厚厚的账簿，正在做年终述职。
往下依次是各曹主事、驻军将领，以及几位特殊的客人——顺义王额哲、科尔沁部巴达礼、还有三位漠北归附部落的台吉。他们穿着大明赐予的官服，但发式仍是蒙古样式，坐在汉官之中显得有些拘谨。
“诸位。”周延儒清了清嗓子，声音在空旷的大堂里回荡，“截止腊月二十，北庭都护府治下，漠南、漠北各部年终奏报已汇总完毕。下官谨向都护、诸位同僚、各位王公台吉禀报。”
他翻开账簿第一页。
“其一，畜牧。今年漠南降水充沛，草场丰茂。科尔沁、察哈尔、土默特等十二部，牲畜存栏量较去年增长三成半。其中牛增四成，羊增三成，马增两成。按《牧税法》折银，应征牧税八十七万五千两，实征八十二万两，免征五万五千两——因喀尔喀残部袭扰，三部受损，予以减免。”
巴达礼捋了捋胡须，脸上露出笑容。科尔沁部今年确实丰收，牲畜多了，但税却只增了一点点——都护府实行的“丰年多征、灾年减免”政策，比从前清廷的横征暴敛好太多了。
周延儒翻到第二页。
“其二，边市。张家口、归化城、大同等九处官营边市，全年交易额折银六百四十万两，收取商税六十四万两。私市取缔三十七处，罚没白银十二万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顿了顿，看向坐在末座的苏明玉派来的银行特使，“丝路商税。”
那位年轻的特使起身，展开一份账册：“自三月丝路银元推行以来，敦煌、哈密、肃州三处海关，全年征收商税一百八十六万两。而北直隶、山西、陕西三省，全年农业税总额为一百七十四万两。丝路商税，首次超过北方三省农业税之和。”
大堂里响起低低的惊叹声。
连李定国都挑了挑眉。他虽不懂经济，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朝廷的财源，正在从土地转向贸易。
“其三，纠纷调处。”周延儒继续念，“全年都护府接报各部纠纷四百七十三起，其中草场争议三百零五起，牲畜越界九十八起，婚姻财物纠纷七十起。经调解平息四百三十二起，调解率九成。较之去年，纠纷总数下降七成。”
他抬头看向几位蒙古王公：“这要感谢顺义王、巴达礼台吉等诸位首领的配合。都护府定下的《草场轮牧规约》《越界赔偿细则》，各部大多遵守。”
额哲微微欠身：“此乃都护府诸位大人秉公执法之功。从前草原上，为争一片草场，动辄刀兵相见，死伤无数。如今有规可依，有官可断，确是好事。”
话虽这么说，但他眼神深处有一丝复杂。
述职持续了一个时辰。
周延儒几乎念完了整本账簿：驿站建设完成七成，驿路通达漠北；蒙汉学堂招收子弟三百余人；黄教寺庙新建十一座，朝廷拨银三万两；喀尔喀残部剿灭战，歼敌八千，自损三百……
每一项数据，都显示着北庭都护府这一年的治理成果。羁縻统治，似乎大获成功。
述职结束，已近午时。
都护府准备了宴席，按汉蒙结合的风格：有烤全羊、手把肉，也有四喜丸子、清蒸鱼。酒是山西汾酒和草原马奶酒各半。李定国举杯祝酒，众人开宴。
宴席间，气氛看似融洽。
巴达礼端着酒杯，凑到李定国身边：“都护，今年科尔沁部能丰收，多亏都护府提前预警白灾（雪灾），让我们南迁避寒。这杯酒，我敬都护。”
李定国与他碰杯，一饮而尽：“分内之事。只是巴达礼台吉，本官听说，你部与东北的巴尔虎部，为了斡难河下游那片草场，有些争执？”
巴达礼笑容一僵，随即恢复自然：“小事，小事。已经按都护府的规矩，划界立碑了。就是……就是巴尔虎那边有些不情愿，说那片草场是他们祖辈放牧之地。”
“祖辈？”李定国放下酒杯，“按都护府的勘界图，斡难河下游在太宗皇帝时，就是科尔沁的牧地。本官这里有永乐年间的旧档可查。”
“是，是。”巴达礼连忙点头，“都护说得对。只是草原上的人，认死理。不过都护放心，我已经约束部众，绝不敢生事。”
话虽如此，他眼底闪过一丝阴霾。
另一边，额哲正在与周延儒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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